上海深夜的密码，藏在那些“小路”里(5)

　　静安区的大沽路就曾面临这一难题。这个自发形成的夜市，是高档社区的底商，建筑红线和店铺之间，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外摆。来这条不到500米长的小街消费的人，多数是外国人，无论刮风下雨、结冰下雪，他们都习惯于坐在外摆位上，不知不觉间，这些顾客也成为大沽路的一道风景。

　　大沽路逐渐名声在外，然而，深夜的人声、音乐声，声声入耳，居民的投诉在2017年达到顶峰。南京西路街道办绿化市容所所长沈煜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日常投诉每个月有四五十起，最多时有二百余起。

　　最初，政府的处理方法很简单。用街道办副主任沈伟的话说，看到违建，拆；看到无证经营，关；看到跨门经营，收进去；看到噪音扰民，关音乐。2017年5月，大沽路的外摆彻底消失，闭店时间提前到晚上十点。整治效果很明显，环境好了、投诉少了。但相应的，灯光暗淡了，街面冷清了，当月营业收入下降30%，第三个月腰斩。

　　一封来自商家的信送到南京西路街道办主任的桌上。他们建议，是否可以恢复外摆位，并规定商家外摆桌椅的数量、在外经营时一律不准播放音乐、商家应对大声喧哗的顾客及时制止，以及所有外摆位在晚上十点撤回室内，信中提出，可以探索商家自治、政府管理。沈伟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街道办内部反复协商，最终决定尝试这个疏堵结合的新方式。他们组织各方召开会议，将公开信的内容形成公约，所有商家都签字同意。

　　商家们开始了自治的摸索。负责人张坚是几家商铺的业主，他至今记得初期的艰难，要监督露天音响的拆除、要去沿街居民家挨家挨户听噪音等等。一家酒吧被投诉多次，噪音问题始终无法根治。最终，他们想办法与其提前解除租赁合同，介绍到另一条不会扰民的街上。自始至终，街道办都没有介入。

　　一年后，自治组织进一步正规化，成立了商家自治委员会。委员会了解每家店铺的证照情况、认识投资方或业主，遇到居民投诉，他们最清楚应如何解决。街道也成立了相应的监督委员会，遇特殊情况，则由街道相关部门介入。

　　如今，居民投诉量已下降至个位数，自治委员会的重点工作，从解决投诉，延伸至对整条街业态和发展的把控。这条街原先有四家理发店，竞争激烈、资源浪费，统筹管理后，自治委员会说服业主，重新挑选了商家和业态。一些知名连锁品牌因其管理模式慕名而来，开设分店。

　　对南京西路街道办来说，大沽路成为治理最为放心的一条街。这个管理着包括巨富长在内上海核心地段的基层行政机构，正在尝试将自治模式，复制推广到各条小街。

　　在发布发展夜间经济的指导意见之时，上海市还推出了《关于本市支持海派特色小店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允许特色小店开展“外摆位”试点。随着制度更加宽容与弹性，外摆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上海街头。夜间经济不仅考验着城市治理者宏观的把控力，也考验着细节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未来，或许会有越来越的人在天气好的时候，坐在外摆位，感受从入海口吹来的季风。几十年前，它也曾这样吹过灯火通明的十里洋场。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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