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 “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会更好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特邀对话嘉宾

　　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知名社会学家，是最早提出“全球化”的三位学者之一。英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德国波恩大学“法学文化”凯特汉堡高级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徐宝锋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译研网国家工程负责人，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抗疫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特色

　　徐宝锋：中国全国范围内降低了防疫等级，实现了复工、复产和复学，取得了防控疫情的重大战略成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政府这些年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懈努力。

　　阿尔布劳：中国抗疫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国家治理的自身特色。我要指出，各个国家都面临着自己的治理问题，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不是中国所特有。相比之下，在意识到疫情暴发后，中国治理的优秀一面很快得到证明。不到10天，中国就在武汉建成了一所医院，令世界为之惊叹。为遏制新冠病毒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证明了中国人民在支持国家事业时的非凡纪律和勇气。

　　在西方学术思想中，“治理”的含意模糊不清。近年来，中国将其带出学术性讨论，带入公共论述的中心。在这方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内容丰富、议题广阔，覆盖了公平、法律、原则、权利、责任等诸多领域。它包括了一系列理念，构成了一个健康社会的基础。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能够追求自身价值，分享他们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愿望。过去数年中，中国将原创思想和实践创新注入“治理”这个旧概念中，使其重获新生。基于文化、意识和实践，中国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让“治理”成为一个活力四射的概念。

　　徐宝锋：疫情在全球暴发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抗疫合作，在积极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同时，向许多国家提供医疗物资援助、派遣医疗队、举办双边和多边治疗经验视频交流会议，提出加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倡议。中国呼吁改善全球治理，不断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治理的改善，这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阿尔布劳：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走上了一条不断提高自己在国际组织中参与度的道路。例如，中国全力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现在已成为派出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员最多的国家。这些年来，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全球治理。我特别注意到，在疫情期间，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出国际社会应加强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

　　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原则

　　徐宝锋：20世纪90年代，您写了《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一书，由此奠定了您在全球化研究领域的先锋地位。

　　阿尔布劳：世界正从现代时代过渡到全球时代。现代性被全球性取代，导致国家、政府、文化和社区等诸多领域都出现了一种非中心化现象。因此，有必要对有关制度及其相关理论予以重建。无论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在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中都未能认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用全球时代来代替全球化，作为对当前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称呼，会更妥帖些。要理解历史性变迁的划时代性，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框架。这本书即是从新的理论框架理解问题的一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