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孩子”犯罪多发 专家：降低刑责年龄不能治本(2)

　　很多人觉得，生活水平提高和网络信息发达导致少年儿童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早熟，所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有其合理性。但宋英辉并不这么认为。

　　“科学研究证明，孩子的大脑发育和心理成熟程度，并没有因为他们身体发育而提前，他们依然还不完全具备情绪控制和行为控制能力，所以大多数未成年人犯罪都属于冲动型犯罪，这也是其身心发育不成熟的表现。”宋英辉说。

　　还有人认为，国外一些国家的刑事责任年龄比我们国家低，我们也可以效仿。

　　宋英辉说这是一种误读。

　　据了解，1985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的标准规则》及2004年国际刑法大会通过的《国内法和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分别有少年负刑事责任年龄不应规定得太低、对少年犯的处罚应当尽可能减少监禁性处罚等规定。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均为14岁，与我国一致。美国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较低，但这是建立在其拥有较为完备的少年法系及保护处分、教育矫正制度基础上的，而且其对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非常苛刻。

　　“我们的现实情况是，缺少少年刑法。在执行阶段，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的管束矫治措施也不完善。”宋英辉说。

　　在他看来，探索专业的心理干预和行为矫治模式，包括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在观护机构进行帮教等才是正解。

　　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分级处置机制

　　怎样处置涉罪未成年人才是科学的？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长田相夏的答案是，要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分级处置机制。

　　对于社会上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声音，他一直都在关注，但并不支持。

　　“最近《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把行政拘留的年龄从16周岁降到14周岁，应该说是‘变相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分级处置的举措。”田相夏说。

　　在他看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发点在于惩罚并非教育，是针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一种惩戒措施。而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司法出发点在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和针对成年人的惩罚为主的出发点不同，由此导致的结果和效果也会不同。

　　他认为，对涉罪未成年人犯罪，要建立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的教育矫治和惩戒制度。

　　他告诉记者，首先要完善未成年人的训诫措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了训诫制度，但实践中如何具体开展缺乏可操作性，应该明确训诫主体、条件、方式、程序等内容，为执行训诫措施提供明确制度指引。

　　还要发挥专门学校的功效。历史上，专门学校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专门学校应与时俱进，优化专门学校布局、规范入学程序、合理设置专门教育课程体系，更好为未成年人犯罪矫治工作提供支持。

　　激活、细化收容教养举措也很必要。《刑法》第17条规定了收容教养制度，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执行细则和配套场所，导致收容教养在现实中很少实施。应该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明确规定收容教养的执行主体、执行对象、时间、场所、程序等，切实发挥其教育和惩戒功效。

　　可以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有原则必有例外。《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是14周岁，对于14周岁以下实施了严重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也应充分考虑例外情况，如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对他们给予必要的刑事处罚。

　　“织好未成年人犯罪教育矫治的行政网和司法网，才能切实做到‘宽容而不纵容’。”田相夏说。

　　舆论引导如何履行社会责任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频繁见诸报端，一些人认为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事实真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