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对《礼记》四阶段成书说的印证与发展(2)

第三阶段，汉儒将秦火后转写为今文的礼学文献“以类相从”地传抄于不同形制竹帛。据传世典籍记载，汉初由“献王所得”“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出现一批幸免于秦火的古文“礼记”。作为汉宣帝时海昏侯刘贺的随葬品，新近出土的海昏简“《礼记》类文献”，直接反映出戴圣在西汉宣元之际所编《礼记》的早期形态。此类简文皆为汉隶且内容多与今本大小戴《记》选录的篇章相合，可知当时流传的古文“礼记”多转写为今文，其中一些在礼学传习中脱颖而出，成为汉代贵族礼学教育的基本文献。整理者主要按形制特点将简文分为四组。第一组相当于今本《礼记》的《曲礼上》《曲礼下》，郑玄《三礼目录》谓《曲礼》记“五礼之事”，故其兼具先秦“五礼”制度而用较长竹简单独抄为一类。第二组所涉《祭义》，孙希旦《礼记集解》云“因祭而言孝”；《丧服四制》所云“四制”以“恩”为首，篇末又以“孝子”之“爱”“礼”“志”作结；《曾子疾病》《曾子事父母》则阐明曾子“孝悌”“事父母”之道。可知此组四篇皆蕴“孝道”而与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相合。第三组相当于今本《大戴礼记·保傅》，其事关“保傅”制度自不待言。第四组《中庸》与“公明仪问曾子论孝”章等出土时与形制书体相同的《论语》简混杂一起，说明它们关系密切而在当时被视为性质相类的文献。又同墓出土木楬中可辨识的《燕礼》《乡饮酒》《乐记》《昏礼》等《礼记》早期篇名，其中《燕礼》《乡饮酒》《昏礼》均为“释经之记”而汇集一处，它们在后世《别录》的划分中又恰好同属“吉事”，可知刘向对《礼记》篇目的分类渊源有自。今本《礼记》中同属“祭祀”的《祭法》《祭义》《祭统》，同属“丧服”的《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同属“通论”的《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等分别聚合，即“以类相从”形态在《礼记》编次中遗留的早期痕迹。职此之由，西汉宣帝时的礼学文献，因主题相近或性质相类而被传习者采用统一格式抄写在形制相同的简帛上，已然显现出“以类相从”的聚合特征。其中或篇幅过长而一篇即一类，或篇幅较短而数篇为一类，这些不同类型的“单行本”共同构成戴德、戴圣编纂大小戴《记》的直接文本来源。

第四阶段，戴圣在甄选不同形态礼学文献基础上，将绾合与改动后的四十九篇“新编”文本制作成形制格式统一的“丛书”。戴圣编选《礼记》时采用的礼学文献形态多样，不单是汇集“单独成篇”的文本。其中既有吸纳篇幅过长而一篇即一类者，如后世分为上下篇的《曲礼》《檀弓》《杂记》；又有删选主题相近或性质相类而聚合为一类者，如《别录》所谓“祭祀”“丧服”“通论”等类型；还有刺取已然成书者，如《乐记》二十三篇中的十一篇。在甄选上述不同形态的礼学文献后，戴圣还进行了绾合与改写的“新编”工作。如《礼记·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以前的“经文”部分作于战国，此句及之后的“故训”部分则成于秦汉人之手（王锷《〈礼记〉成书考》），戴圣选出此篇后或将“经文”“故训”合为一篇。这种缀合“经”“传”的方法，在汉初马王堆帛书《五行》中已有显现。又如较之郭店简、上博简两种传本，《礼记·缁衣》在引用《诗》《书》、增益三章、章节次序上的较多差异，除“错简”因素外，不能排除戴圣在编入《礼记》时有意改写的意图。吴承仕认为《记》百三十一篇者犹稍古之丛书，大小戴《记》则犹晚出之丛书。“《记》百三十一篇”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说明其在刘向校书时就被杀青定稿、缮写上素。与此相类，鉴于甄选的礼学文献曾采用不同形制格式加以抄写，戴圣也需将“新编”的众多文本以统一格式缮写于形制一致的竹简，最终形成四十九篇规模而由若干简册组成的“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