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访武汉基层疾控主任：谁也没想到这个疾病有这么狠(3)

　　李新跃已经在这里待了36年，再干两年，就可以退休了。1984年，他从公共卫生专业毕业，成为这里的一名科员，后来和王文勇一样，也成了传染病防治科科长。那时单位的名字还是洪山区卫生防疫站。当时大众对于公共卫生没有多少概念，以为防疫站就是打疫苗的地方，顶多再组织点公共卫生活动。

　　2002年，中国实施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原本沿袭苏联模式的卫生防疫站开始功能分离，变成卫生监督所(局)和疾控中心，行政权自此被分割出去。当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成立，结果年底就遇到了SARS暴发。

　　“疾控中心刚成立的时候，别人都不懂它究竟是干什么的，结果赶上了‘非典’，地位一下子就提上来了，国家对疾控中心很重视。我们原来的大楼建得很好，也是‘非典’之后给配的。”李新跃说。

　　同样是在2003年，李新跃升任洪山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可以说见证了疾控中心“存在感”最强的时候。当时，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04年，卫生部出台《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同样是在这一年，耗资7.3亿元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开始启动，一度被外界给予厚望。

　　2013年，李新跃成为中心主任，这是另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就在李新跃上任之前，国务院推行了事业单位改革，要求疾控部门不得开展服务性的、收费的项目，原本那些体检和社会检测的营收渠道被堵死，疾控人员收入陡降。政策的变动波及到基层疾控部门，便引发了一场海啸。

　　在待遇下降的同时，基层疾控中心的职能范围却在不断扩大，劳动卫生、职业卫生和学校卫生都纳入进来。按照国家规定，辖区内的常住人口每1万人应配备1~1.2名疾控人员。以洪山区为例，常住人口超过110万，最低也应该配备110名编制内人员。但现实是，洪山疾控的编制只有65个。

　　为了应对繁杂的事务，洪山疾控请了一些临聘人员，不稳定，还需要自筹一部分资金。即使是编制内的工作人员，待遇也很差。经常有疾控部门的人员选择再次考公务员，去年，洪山疾控就有一名科员考到了海南三亚。留不住人，有专业背景的人手不够，是许多基层疾控部门都面临的窘境。

　　“我们疾控中心没有任何权限，就是个技术指导部门，但是责任蛮大的，什么事都找我们。虽然我们负责提建议，但是说实话，提的建议很多都到不了领导那儿，毕竟只是个科级单位。可要是哪一块出了问题，就会说我们工作不到位。” 这次新冠疫情，让李新跃对疾控部门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出了大事情之后，地位就提高了，然后慢慢地好像没什么意义一样，政府的重心就开始向别的方面偏移。其实这些年的改革，都是在弱化疾控的权力。”

　　倒下的排头兵

　　在新冠疫情中，洪山疾控又面临着减员的新困境。1月23日前后，也就是武汉开始封城的那段时间，负责流调的10名队员中，有4人核酸检查呈阳性，在大年初一住院治疗。中心主任李新跃估计，队员们应该就是在做流调的时候感染的。

　　流调队员们出现在每一个已经有或者可能有疫情的场所。定点医院、农贸市场、养老院和看守所，如此等等。做流行病学调查的时候，疾控中心要确定患者过去14天的行动轨迹，以及所有的密集接触者，对他们进行管理。

　　这并不容易。“的确就像侦探一样，要把来龙去脉搞清楚，但是有些人觉得这是隐私，或是做了一件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就会有抵触情绪，怎么也不开口，有时候只能求助公安，利用刑侦手段，但是也不能经常找公安。有的人不接我们电话，或是直接留了假的号码。”李新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