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多人因隐瞒接触史 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被立案侦查(3)

　　有舆论认为，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自1991年颁布后一直未作修改，相关内容已与传染病防治法不相符，且存在与形势、各地实际情况不相适应的问题。

　　对此，邓利强解释称：“并不存在法律之间互相冲突、无所适从的情况。传染病防治法是上位法，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是行政法规。同时，传染病防治法在2013年修订时补充了一些条款，又适用于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在实际中，人们可以直接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及之后的配套法规，不存在取舍的情况。”

　　谨防大多数人暴力

　　合理保障公民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有人提出，在传染病防治过程中对公民采取隔离措施无法律依据。

　　邓利强分析认为，应结合公民的权利和传染病防治的目的来看。每位公民都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包括人身自由权。然而，当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与公共利益出现冲突时，就要回到传染病防治法立法的法源问题。

　　“医患之间是平等主体的民事契约关系，医疗机构没有权利对公民进行隔离和强制医疗。但当公民的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该如何取舍？甲类传染病和按甲类传染病管理的乙类传染病，对公共利益影响巨大。如果不对这些病人进行限制，就有可能使不特定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邓利强说。

　　邓利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传染病防治法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对传染病人和疑似者进行隔离和非自愿治疗是必要的。但应该有其界限，谨防发生“大多数人暴力”情形，否则公民权利无法得到合理保障。在此次疫情的实际操作中，随意扩大隔离群体并不妥当。

　　“对病人进行隔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对疑似者进行隔离，是基于在无法排除的情况下其与病人有相同的危害性，两者都有法律依据。但对于和病人、疑似者有密切接触的人，如果也进行强制医疗隔离，就存在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邓利强说，目前对这部分人，法律采取的是医学观察，希望他们基于公共安全考虑，在特定的期间和场所自我隔离。

　　“既然对他们不是人身自由的绝对限制，因此当其违反了医学观察的要求时，处罚当然不可能太重，这也是对保障公民宪法权利所做的取舍。”邓利强说。

【编辑:张楷欣】